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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者日报》编辑部  /  La rédaction

9700亿美元——这是美国2025年用于支付债权人利息的金额,相当于每1美元联邦收入中近20美分用于偿息。这一数额已超过国防预算,使利息支出跃居联邦预算第三位,仅次于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

借贷成本持续攀升,正将美国公共债务从经济政策工具变为结构性制约。自二战以来,美国首次陷入债务催生更多债务的恶性循环,这动摇了支撑其财政模式的根基。

要点

  • 2025年联邦债务利息达9700亿美元,占财政总收入的19%
  • 这一支出首次超过美国885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
  • 2025年美国债务与GDP之比将达99.8%,预计2029年升至107%
  • 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年度利息支出增加2400亿美元
  •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34年年度利息支出将达1.6万亿美元

每百分点2400亿美元

机制直接而严苛。根据政府问责局的计算,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美国预算支出自动增加2400亿美元。这种对货币波动的高度敏感,使美联储的每一项决策都牵动预算全局。

自2022年以来,美联储为对抗通胀,将利率从0.25%上调至5.5%,边际借贷成本上涨了五倍。新发行的国债平均利率升至4.5%,而2021年仅为1.4%。低收益债券到期后被成本更高的债券替代,形成不可逆转的棘轮效应。

美国行动论坛记录了这一变化:利息支出占联邦收入的比例从2010年的8.7%升至2020年的10.4%,2025年将突破19%。15年内上升10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债务滚雪球”。

国防开支退居次席

2025年,美国用于支付债权人利息的钱首次超过军事开支。97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比国防预算高出850亿美元,标志着一个具有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的转折。

这一预算优先级的逆转压缩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空间。中美竞争持续加剧,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以来已累计1130亿美元。华盛顿正发现,预算中的金融支出已成为难以削减的刚性支出。

五角大楼已感受到压力。2025年军事预算实际增长率仅为1%,是十年来最低。中国军费开支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并正在发展挑战美国传统优势的技术能力

加速的债务轨迹

截至2025年底,美国联邦政府由公众持有的债务约为30.1万亿美元,总债务超过37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为99.8%,正逼近1946年二战结束时创下的106%历史纪录,预计2029年前后将被超越。

债务增速在加快。美国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09年的54%、2019年的79%,如今逼近100%。这一水平与意大利(108%)相当,已超过法国(98%),颠覆了西方国家传统的财政稳健排序。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若现行政策不变,到2034年债务与GDP之比将达125%。评级机构对此感到担忧。2023年8月,惠誉将美国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理由是”预计未来三年公共财政将持续恶化”。

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30%的国债

美国联邦债务不只是账面数字,也是一种地缘政治依赖关系。根据财政部数据,外国债权人持有7.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占总量的30%。

中国和日本是最大的外国债权人,分别持有8600亿和1.1万亿美元美国债券。这使华盛顿处于对其主要战略对手的债务人地位。北京理论上可以通过大规模抛售所持国债来冲击市场,尽管这样做自身也将承受重大损失。

这种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从2013年的1.2万亿美元减至如今的8600亿美元,迫使美联储购入更多债券以稳定市场。中国外汇储备的逐步去美元化,预示着一种可能削弱美国债务融资能力的金融脱钩。

人口结构加剧压力

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放大这一预算挑战。”婴儿潮一代”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支出随之上涨。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已达1.4万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27%。

这种人口压力无法逆转:到2030年前,每天有1万美国人年满65岁。人口抚养比将从目前每100名劳动者对应28名退休人员,升至2035年的35名。社会转移支付的增速将快于税收收入,赤字由此在结构上持续扩大。

社会福利的自动增长机制加剧了问题。与国防或教育等可调整支出不同,社会福利根据与通胀和人口挂钩的法律公式自动增长。这类”强制性支出”已占联邦预算的65%,基本不受年度政治程序控制。

政治解决方案遭遇算术约束

化解债务螺旋需要大规模预算调整,而美国政治体系对此力不从心。要消除2025年的基本赤字(不含利息支出),需要增税1.2万亿美元,或等额削减支出,或两者并举。

政策空间正在收窄。美国税收占GDP的比例已达27%,接近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在47%的家庭不缴纳联邦所得税的情况下,大幅增税将面临强烈政治阻力。支出端,联邦预算四分之三用于难以改革的社会福利或被视为战略关键的国防。

这种政治僵局解释了为何二十年来财政整顿计划一再落空。旨在十年内削减2.1万亿美元赤字的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已被历届政府逐步架空。算法管理理论上可以提升公共支出效率,但无法弥合承诺与资源之间的结构性缺口。

行动窗口正在关闭。越晚调整,所需的纠正力度就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延迟五年将使所需调整规模翻倍,把一个重大政治挑战变成一场经济和社会危机。

面对这道算术题,美国正在发现,自1945年以来为其全球霸权提供资金的预算实力并非无限。美元的特殊地位推迟了偿债时限,但无法消除约束:即使是世界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最终也必须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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