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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者日报》编辑部 / La rédaction
2023年12月,阿根廷通胀率高达211%。到2025年全年,这一数字降至31.5%,缩减近七倍。两年内,哈维尔·米莱将占GDP 5%的财政赤字转为盈余,这是阿根廷自2008年以来首次实现公共账户平衡。但2026年3月,62%的阿根廷人对总统持负面评价,支持率跌至36.4%。阿根廷由此呈现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矛盾:技术层面的稳定成功,与多数民众的反对情绪长期并存。
这一现象挑战了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财政纪律会自动转化为民众支持。尽管经济衰退3.5%,且贫困率在危机高峰时突破50%,米莱在执政第一年仍维持了约50%的支持率。支持率的下滑,偏偏发生在经济重回增长轨道之时。
拉丁美洲最快的财政调整
据经合组织数据,2023年阿根廷联邦基本赤字占GDP的2.3%,到2024年转为1.8%的盈余。这一转变依赖公共支出削减27%来实现,削减重点集中在公共部门工资和交通、能源补贴。
阿根廷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至2023年间的40%,降至2024年的31.4%,创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米莱裁撤约5.2万个公务员职位,公共部门人员缩减9.6%至15.7%。这套策略选择急剧削减而非渐进改革,主动承担即时政治成本,以形成不可逆的改革势头。
严厉紧缩使阿根廷在2024年实现了占GDP 0.3%的财政盈余,超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分析师的预期。受货币实际升值和通胀效应影响,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底联邦债务与GDP之比约在78%至84%之间。
去通胀推进,货币压力犹存
月度通胀率在2023年12月超过25%,到2024年12月降至2.7%。这一结果源于比索流通量近乎冻结,以及平行汇率的升值。2025年8月,月度通胀率降至1.9%,为五年来最低。
然而,2025年12月的数字回升至3%,通胀速度连续七个月加快。这轮再度加速,暴露了以汇率为锚的稳定模式的局限——2025年通胀率达117%,而比索贬值幅度不足30%,累积升值压力持续积聚。
米莱的货币政策以爬行盯住汇率制为核心,限制比索的月度贬值幅度。该幅度最初设定为每月2%(至2025年2月),后调低至每月1%(至4月),人为维持强势货币以锚定通胀预期。2025年10月选举期间,月度通胀率仍在2%以上,比索实际升值趋势持续。
经济反弹,不平等加剧
2025年第二季度,阿根廷经济同比增长7.6%,为近二十年来最强表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增速为5%,推翻了2024年的悲观预测。
但反弹背后,结构性失衡依然存在。调整阶段,投资和私人消费分别下滑17.4%和4.2%。投资水平和工业产出仍处低位,优先财政平衡而非资本积累的模式能否持续,存在疑问。
贫困率从2023年下半年的41.7%攀升至2024年上半年的52.9%,随后在2024年下半年回落至38.1%。即便在宏观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这一轨迹仍揭示出调整冲击对弱势群体的直接伤害。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数据,2024年工资增速高于通胀,但2025年及2026年初再度低于通胀。购买力下滑,是民众支持率随宏观稳定而下降的部分原因。
总统支持率下跌,挑战经典政治逻辑
米莱支持率从2026年2月的41.4%跌至3月的36.4%,创就职以来新低。2025年底,支持率已降至42%,反对率升至53%,舆论转向多数负面。
经济成绩不会自动转化为政治资本,这一演变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涉及总统身边人、尤其是其姐姐卡琳娜·米莱的腐败丑闻,进一步损害了米莱的形象。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米莱可信,32%认为他诚实。
矛盾的是,超过75%的原有选民仍不后悔当初的投票选择。基本盘的高度忠诚,与总体民意的持续侵蚀同时并存,折射出阿根廷社会日益加深的两极化。
2025年10月的中期选举中,米莱政党的表现超出预期,在国会赢得更多席位,为2026年的结构性改革巩固了立法基础。支持率下滑的背景下仍能赢得选举,说明民调作为投票行为预测工具存在明显局限。
第二阶段风险:结构改革与社会耐心
米莱政府设定的核心目标,是”根除极端庇隆主义的经济管理模式,使其不再具备政治号召力”。中期选举相当于对其施政的一次信任投票。选举授权为五个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政治空间: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税制合理化、资本市场发展、贸易自由化,以及司法效率提升。
但这些经济层面的改善,同时伴随医疗和生活成本上涨、消费收缩,民众对改革的耐心正在减少。2025年第一季度,经常账户出现-51.91亿美元的大幅赤字,而2024年同期贸易顺差为36.49亿美元。
新的货币制度并未排除汇率危机的可能性。任何负面外部冲击,都可能重新引发投机性贬值压力。对美国财政部持续支持的依赖,进一步削弱了汇率锚定的稳固程度。
阿根廷:激进自由主义的检验场
米莱的阿根廷正在测试一个具体命题:民主政府能否在多数民众反对的情况下,持续推行休克疗法。经济学家之间尚存分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官员卡门·莱因哈特警告,”累积的实际升值终将导致稳定计划以大幅贬值收场”;亚历杭德罗·维尔纳则称财政调整”引人注目”,同时指出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这一实验揭示了现代民主的深层矛盾:经济逻辑与选举逻辑可能长期背离。阿根廷历届总统都曾在低支持率下执政。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在支持率低于40%的情况下执政多年;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尽管深陷腐败丑闻,也完成了任期。
米莱在技术层面取得了实质成果——通胀受控、财政平衡、经济增长——但社会层面的排斥情绪持续上升。正统自由主义模式能否在政治上维系,这一问题仍无答案。阿根廷正在成为一个非自愿的实验室:检验一种经济上奏效、政治上却难以服众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