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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者日报》编辑部 / La rédaction
全球气温预计将于2030年前后突破工业化前水平1.5°C的关键门槛，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年的中位预测提前约10年。五大全球气温数据库的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矛盾：多个地区的CO₂排放已呈结构性下降，但大气热惯性正在抵消脱碳努力的成效。
过去十年的趋势分析表明，减排措施已初见成效，但面对气候系统的滞后响应，推进速度仍然不够。
2015年以来，每十年升温0.35°C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英国气象局、伯克利地球研究所和日本气象厅（JMA）五家机构的数据得出同一结论：自2015年以来，全球升温速率约为每十年0.35°C。这一数据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快报》。按此速率推算，全球气温将在2029年至2031年间突破1.5°C门槛。
相比之下，1980年至2015年间的升温速率仅为每十年0.15°C。差距看似不大，却意味着比IPCC最初预测提前了整整二十年。IPCC 2018年SR15特别报告曾预计该门槛将于2030年至2052年间被突破，中位概率指向2040年。
五大数据库的方法论各不相同，但近期趋势高度吻合，进一步增强了这一预测的可信度。
全球排放趋于平稳，经济增长仍在持续
升温加速与碳排放脱钩并行出现。据全球碳计划数据，尽管2019年以来全球GDP累计增长12%，化石燃料相关CO₂排放量却稳定在每年约370亿吨。
欧盟的数据尤为典型：自1990年以来，其排放量下降32%，经济规模却扩大了60%。美国自2005年以来排放量减少20%，同期GDP增长40%。全球最大排放国中国的排放量自2021年起趋于稳定，此前已连续三十年持续攀升。
排放稳定背后有三个结构性因素。可再生能源目前占全球电力生产的30%，高于2015年的20%；全球经济碳排放强度自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2.4%；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化的深化也在持续压低能源强度。
热惯性掩盖了脱碳的初步成效
排放与气温走势背离，根源在于气候系统的滞后响应。牛津大学的模型显示，今天排放的CO₂需要20至40年才能充分发挥其升温效应。同理，排放量下降对升温的减缓作用也会滞后同等时间才显现。
当前气温反映的是1980年至2000年的排放状况。那一时期，亚洲工业化和交通运输扩张推动全球排放量在1990年至2010年间增长了60%。这些累积在大气中的CO₂，仍在持续加热地球，与近年的减排努力无关。
气溶胶的掩蔽效应也是一个因素。减少大气污染对健康有益，却同时削弱了一种降温机制——细颗粒物能将部分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估计，中国和欧洲减少颗粒物排放的举措，在过去二十年中贡献了约0.1°C的额外升温。
2030至2035年：扭转轨迹的关键窗口
2030年前后突破1.5°C门槛，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目标已告失败，但操作空间将大幅收窄。气候模型表明，允许短暂超过该门槛，前提是净排放量在2070年前转为负值，届时气温可重新降回门槛以下。
这一”超调”策略要求在2030至2040年间大幅加速脱碳。按IPCC的1.5°C路径，排放量须在2030年较2019年减少43%，并于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每年7%的减排速率，历史上仅在战时或重大经济危机期间才曾出现。
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须大规模扩张，以弥补航空、航运、水泥、钢铁等难以脱碳行业的缺口。目前全球碳捕集能力极为有限——2023年仅捕集了4500万吨CO₂，与每年370亿吨的排放量相比几乎微不足道。国际能源署（IEA）估计，要达到1.5°C路径的要求，2030年前捕集量须增至16亿吨。
经济信号指向加速脱碳
能源转型加速的迹象正在显现。据国际能源署，2023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1.8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1.8倍。这一格局自2020年形成，此后每年差距持续扩大。
低碳技术成本的下降速度快于预期。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自2010年以来，光伏发电成本下降85%；2010年至2020年间，陆上风电成本下降56%，海上风电下降48%。可再生能源目前在140个国家无需补贴即可与传统能源竞争，而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十余个。
电池储能是消纳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关键。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已下降90%，预计2030年前将再降50%，为大规模储存可再生电力创造条件。
技术成本下降推动了装机规模的快速扩张。全球太阳能装机容量自2010年以来增长25倍，风电同期也大幅扩张。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全球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的85%。
2030至2040年将是决定性的十年：要么2020年代大规模部署的低碳技术能够扭转气温曲线，要么热惯性将占据不可逆转的优势。五大全球气温数据库的数据，为这场气候竞速提供了精确的计时参照。